管晏列传艺术特点

管仲夷吾者,颍上人也。少时常与鲍叔牙游,鲍叔知其贤。管仲贫困,常欺鲍叔,鲍叔终善遇之,不以为言。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,管仲事公子纠。及小白立为桓公,公子纠死,管仲囚焉。鲍叔遂进管仲。管仲既用,任政于齐,齐桓公以霸,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,管仲之谋也。
管仲曰:“吾始困时,尝与鲍叔贾,分财利多自与,鲍叔不以我为贪,知我贫也。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,鲍叔不以我为愚,知时有利不利也。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,鲍叔不以我为不肖,知我不遇时。吾尝三战三走,鲍叔不以我怯,知我有老母也。公子纠败,召忽死之,吾幽囚受辱,鲍叔不以我为无耻,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。生我者父母,知我者鲍子也。”
鲍叔既进管仲,以身下之。子孙世禄于齐,有封邑者十余世,常为名大夫。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。

管仲
既任政相齐,以区区之齐在海滨,通货积财,富国强兵,与俗同好恶。故其称曰:“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,上服度则六亲固。四维不张,国乃灭亡。下令如流水之原,令顺民心。”故论卑而易行。俗之所欲,因而予之;俗之所否,因而去之。
其为政也,善因祸而为福,转败而为功。贵轻重,慎权衡。桓公实怒少姬,南袭蔡,管仲因而伐楚,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。桓公实北征山戎,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。于柯之会,桓公欲背曹沫之约,管仲因而信之,诸侯由是归齐。故曰:“知与之为取,政之宝也。”
管仲富拟于公室,有三归、反坫,齐人不以为侈。管仲卒,齐国遵其政,常强于诸侯。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。

晏子
晏平仲婴者,莱之夷维人也。事齐灵公、庄公、景公,以节俭力行重于齐。既相齐,食不重肉,妾不衣帛。其在朝,君语及之,即危言;语不及之,即危行。国有道,即顺命;无道,即衡命。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。
越石父贤,在缧绁中。晏子出,遭之涂,解左骖赎之,载归。弗谢,入闺。久之,越石父请绝。晏子惧然,摄衣冠谢曰:“婴虽不仁,免子于缌何子求绝之速也?”石父曰:“不然。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。方吾在缧绁中,彼不知我也。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,是知己;知己而无礼,固不如在缧绁之中。”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。
为齐相,出,其御之妻从门闲而窥其夫。其夫为相御,拥大盖,策驷马,意气扬扬甚自得也。既而归,其妻请去。夫问其故。妻曰:“晏子长不满六尺,身相齐国,名显诸侯。今者妾观其出,志念深矣,常有以自下者。今子长八尺,乃为人仆御,然子之意自以为足,妾是以求去也。”其后夫自抑损。晏子怪而问之,御以实对。晏子荐以为大夫。
太史公曰:吾读管氏牧民、山高、乘马、轻重、九府,及晏子春秋,详哉其言之也。既见其著书,欲观其行事,故次其传。至其书,世多有之,是以不论,论其轶事。
管仲世所谓贤臣,然孔子小之。岂以为周道衰微,桓公既贤,而不勉之至王,乃称霸哉?语曰“将顺其美,匡救其恶,故上下能相亲也”。岂管仲之谓乎?
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,成礼然后去,岂所谓“见义不为无勇”者邪?至其谏说,犯君之颜,此所谓“进思尽忠,退思补过”者哉!假令晏子而在,余虽为之执鞭,所忻慕焉。

抓住特点,勾勒概貌  管仲和晏婴同为齐国名相,他们之间有几个共同的特点:(1)任相时间长;(2)功绩卓著(涉及内政、军事、外交、经济、用人诸方面);(3)均有著述,世人多所了解。为这样的名相立传,面对浩如烟海的材料,司马迁首先采取了抓住特点勾勒概貌的写法,给人们留下一个总的印象。  桓公以前,齐国国君昏庸,国力衰微。而“管仲既用,任政于齐,齐桓公以霸,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。”可见,齐国崛起始于桓公,而桓公之成为春秋一霸,又仰仗于“管仲之谋”“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”,形象而概括地说明了管仲的功绩之大。创业难,守业更难。百余年后的晏婴,在巩固齐国国威过程中,也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对此,司马迁用了几组形式整齐的排比句,从三方面作了介绍:“既相齐,食不重肉,妾不衣帛”,言其节俭力行,严于律己;“其有朝,既顺命;无道,即衡命”,言其以道为绳,谨慎行事。最后一言以蔽之,“三世显于诸侯”,突出了晏子的功绩。

精选典型,各有侧重  写管仲,作者从内政、外交两方面着重写他的“辅弼之才”。“以区区之齐在海滨,通货积财,富国强兵,与俗同好恶”一节,写他内政方面的治国才能。经济为一国之命脉,齐国地域虽小,但管仲能因地制宜,利用在海滨的有利条件,发展鱼、盐事业,并调整物价,铸造货币,发展工商业,推行寓兵于农,兵农合一的军制改革,从而使齐国富强起来。齐国人口虽不多,但管仲看到,只要人心所向,众志必能成城。所谓“与俗同好恶”,即是这种民本思想的体现。“善因祸而福,转败而为功”一节,则以三个典型事例写其外交方面的政治策略。“袭蔡伐楚”一事,巧妙地变师出无名而为师出有名,变霸权的膨胀为正义的申张。“北征山戎”一事,救赵之危,并令其“修召公之政”,助邻实为睦邻,意为使燕永作齐之北方的屏障。“柯地盟会”一事,力劝桓公守约,意在取信诸侯,播扬齐国之威名。三个事例生动反映了管仲善于利用矛盾,权衡轻重,抓住时机,因势利导,变祸为福,转败为胜的远见卓识和外交才能。  写晏婴,则通过两件轶事着重写其“用人之才”。赎越石父,宴为上客,写其礼贤下士,虚怀若谷;荐御者为大夫,则写其举贤任能,不拘一格的胆识。这样的典型事例不仅从一个侧面突出晏婴在齐国历史上的功绩,而且更生动地刻画出这位贤相既有雄才大略又有谦恭谨慎的态度。

记言记行,相辅相成  “言为心声”,司马迁在刻画人物形象过程中,还利用了人物对话或著述来作他们行为的佐证,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生动。管仲著述中的一段话:“仓廪实而知礼节……令顺民心。”揭示了管仲治理内政“取信于民”的指导思想。“知与之为取,政之宝也”,说明了管仲“取信于诸侯”的外交策略,哲理性强,耐人寻味。  为表现晏婴求贤若渴、礼贤下士的品格,作者在“赎贤”一则轶事中,不仅写了晏子“解左骖以赎之,载归。”“摄衣冠而谢”的行动,更写了晏子感人的言语:“婴虽不仁,何子求绝之速也?”言行对照,一个不因位高而盛气凌人,不因有恩而居功自傲,严于律己,胸怀恢宏的贤相形象跃然纸上。

衬托对比,形象突现  (1)用写缺点来反衬优点。“管仲富拟于公室,有三归、反坫”,这好像是在批评管仲的奢侈生活,然经作者“齐人不以为侈”一笔勾回,反衬出管仲功劳之大,大到如此大兴土木,铺张浪费,而齐国的人都不认为他奢侈。这是因为他制定的政策能顺应民心,从百姓的需要出发。(2)写次要人物来衬托主要人物。写晏子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窥见晏子和自己丈夫的情况,通过晏子和车夫的行动与态度的对比,更好地衬托出晏子的谦恭性格和高尚的精神境界。再如文章的第二自然段,从表面看,似乎是赞美鲍叔的知人之深,实际上是写管仲不是一个贪小愚蠢、胆怯无能、寡廉鲜耻的人,而是一个不拘小节,能屈能伸,有远大抱负的贤者。写鲍叔是为了从侧面写管仲。另一方面,鲍叔能从大处着眼评价管仲,说明没有鲍叔的慧眼识贤,就不可能有管仲后来的一番事业。管仲的非凡之功,得之于鲍叔的知人之明。作者这样写,不仅突出管鲍之交的可贵,而且寄托着知己难逢的感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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